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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台中健康管理學院的「田中央工作室」之邀,到社團講述《飛越杜鵑窩》(註一)這部電影,也連帶談及精障者的處境與人權,以及機構化與去機構化的種種。我再一次欣賞了那部深沈而震撼人心的電影,然而也對將來立志投入精神醫療的抉擇,油生了不少反省與質問。
火車突突北上,按行程,要先到弟弟所實習的中山醫學大學醫院值班室去,也打算先交換一下對精神疾病的看法。幾個朋友如今都開始四處申請醫院,值班室裡,大 夥兒談笑依舊,然爾也揉進了些許對處境的無奈與臣服。他們穿著戲稱「小綠綠」的工作服,在值班室裡等待為產婦接生。我丟給了他一篇「對精神障礙者的標籤如 何而來」的論文,然而大家卻談起了該不該繳錢上國考補習班的現實。
令人訝異的是,談笑間,我們也發現許多一起辦活動,一起經驗著幾年醫學院生活的好友們,似乎有著對精神醫療充滿嚮往的默契。但也因為大家開始申請醫院,開 始見識著醫療機關對於人事徵召的倫理,與我們被賦予的奢求公義的想望,有著極大的落差。譬如曾罹患情感性疾病但仍維持功能的朋友,或具備躁鬱遺傳因子的實 習醫師,不約而同地被療養院打了回票;甚且,到後來才知道,有些同志分份的朋友在申請醫院時,還被主試官的譏諷給千刀萬剮。而我也才驚覺自己總喜歡大聲疾 呼「尊重人權」卻似乎只能落寞收場,也不得不為這個被理性過度遮蔽的瘋狂世界深深地嘆息。
想起初進醫學院時,滿懷期待想要加入那個南台灣老字號醫學院的「南杏」社,卻得知該社早已經停擺,空留塵封的刊物堆疊在社團辦公室裡,也無人憑弔。而我在 其中一本《南杏》中發現了當年父親投入精神科領域的一篇自述。有趣的是,父親當年竟然是因為看了《飛越杜鵑窩》這部電影,而感懷精神病人的尊嚴被漠視踐 踏。
「你真的是看了飛越杜鵑窩才走精神科的嗎?」我不解地問了老爸。
看完了這樣一部電影,一個藉著精神病房裡的高壓統治和傲慢的訓規,來反應一個「假民主、真威權」的社會的故事,我只能感到極度的焦慮而不勝欷噓。
恰好放映電影的社團,是這幾年來在中部組成「新社會學生鬥陣」的幾個社團之一;他們積極參組織左翼色彩的讀書會,參與勞工的訪調與工運的觀察。我發現該向 他們訴說的,似乎不應只是照本宣科地傳達精神醫療的問題;而是,我們的世界,其實也是處在一個對個人訴諸道德標準,卻荒謬組成的不道德的社會。
電影裡作為權力中心精神病房的護士長,總是自認行使所謂的「幫助」之功。而許多病患,到頭來只是承認「自願留院」;譬如那位裝聾裝啞的印地安酋長,到底, 是什麼樣的原因使他決定保持沈默?至於最後被執行「額葉切除術」(註二)的主角麥克,簡單的說,似乎只因為他的「瘋狂」而迫使院方執行手術,然而,我們又 能如何控訴一個極端傲慢的現代醫療,是怎樣「瘋狂」地宰割那些被強制標定出來的「病患」呢?
在通往台中的電車上,我翻閱著辛苦整理的所謂「去污名化」的資料,正好車廂裡有位自言自語的婦人,若很「醫本位」地形容她,就是精神病患了。她高興地逗著 一個由老祖父帶著的小孩,而小孩也開心地笑著。小孩的祖父神色慌張,大概怕婦人傷了孫子,而四周的乘客的眼神更為驚懼惶恐……
然後我問了自己,縱使曾那樣處心積慮的發抗議信到新聞公司,嚴詞控訴不當報導精神病患的事例,然而當自己面對著一個精神病患,真的能確定自己可以杜絕不自 主的慌亂嗎?那些害怕、恐懼、乃至於敵視,若不是自己刻意標榜了那些「愛鄰人如同愛自己」的信仰誡命,還是「精神病患只是病人」的專業知識,我們又如何去 苛責大家對瘋狂者的排擠呢?
更加弔詭的是,當我們其實也都是瘋狂者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權力,將我們存在於世界的常態,斷然劃分出理智與病態的兩個世界?
原來,我們都被一種張狂的理性給制約著,並且在許多繁複而乖誕的制度下,輪迴著一種無止盡的階級暴力。
如今,醫學院的生涯,想必也將在一個瘋狂的處境下,度過最後實習的一年。這陣子所有的同學都焦慮著外放實習的抽籤。然而我的感覺,竟然就像在反省精神醫療的去機構化的「旋轉門」現象一般,而認定了離開本校實習,其實只不過是「從一個爛機構分發到更多的爛機構」一樣罷了。
這個聖誕節,有幸跟著一個讀書會班底,和一群哲學研究所的師生,到充滿神密色彩的「龍發堂」參觀一個下午。我們看著他們其中一些所謂「功能良好」的學員, 操持著兵器威武地舞弄著全套的「宋江陣」,然後又隨即坐上樂隊席,人手一支喇叭,有模有樣地吹奏起一首接一首的台灣民謠。雖然我的專業知識告訴我,這個剛 合法化的機構,或許還有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尚待挖掘,然而有更多過去自以為是的價值,譬如「治療」,譬如「人道」,竟然也在心底交戰了起來。
想起幾個月前,在精神科病房見習時,一幕令我呆滯許久的畫面。只是一個平凡的下午,一個焦躁又慵懶的下午,我在護士站習慣性地,眐眐地望著用鐵窗隔著的病 房。收音機竟幽然傳出那首唐‧麥克林的老歌——「星夜」。憂鬱的歌手為著自殺而死的畫家梵谷叫屈,嘆息著這世上大概沒什麼人肯傾聽。而眼前的病友們,有的 緩步移動,有的喃喃自語,有的面帶愁容,有的咧嘴而笑……
而我也想起更久以前在親訪南法普羅旺斯,一個叫聖雷米(St. Remy)的小鎮,造訪了那座曾收容梵谷的聖保羅療養院。在那個曾為梵谷所繪的著名的病房隔壁,是一個擺放著掛有四個撩銬的浴缸的水療室。而自古以來,我 們就這樣監禁著瘋狂者,他們的身份,曾經是罪人、懶人、廢人……如今,則是病人。每個人都企圖構築他精彩的世界,然而我們卻只能帶著一本隨身的指南,對照 病患的特徵,將他們一一收納進入專業的分類中。
最近一個也曾嚮往過精神醫療的同學告訴我,他發現自己無法勝任精神科的位置,原因是,它太玄了。他說他無法想像,「我們只是能當個『精神科醫生』而已」。氣餒的語氣,著實傳遞著一種對現代醫療的不信任感;然而我卻相信,他才是真的看穿了這個高級科學的破敗內裡。
晚風中,路過仰之彌堅的學校附設醫院大樓,耳邊彷彿又聽到了在飽滿的高度醫病張力的診間隨時可能爆出的「是你醫生還是我醫生」的怒言相向;而醫院大門掛滿 了應景的聖誕燈飾,在冰冷堅實的的「專業建築」中,多少成為還能溫暖人心的懷柔風景。但我也深知,所謂的「去污名化」,其實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並且也 在這樣極端理性的領域裡,註定一個難以使力的邊緣戰鬥。
註一:《飛越杜鵑窩》是美國作家克西(Ken Kesey, 1935-2001)在1962年出版的小說,反應當時反建制、權威的浪潮,並在1975年改拍成電影,由傑克‧尼柯遜與露易絲‧弗萊雪主演。
註二:額葉切除術由美國富利曼醫師(Walter Jackson Freeman, 1895-1972)發明,葡萄牙里斯本大學醫學院神經學教授墨尼茲(Egas moniz, 1874-1955)將這種「心理手術」(psychosurgery)發揚光大,並獲得1949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此手術在精神病藥物發達後已逐漸沒 落。
引用來源:http://mypaper.pchome.com.tw/oj/post/1234826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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