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觀察blog

草率的精神醫學背書（黃小陵）

富士康員工接連發生跳樓事件後，台灣自殺防治學會3名精神科專科醫師，應邀前往了解12名自殺員工的原因，經過3天對「相關人士」訪談調查，學會發表一份 聲明，表示由富士康提供的相關資料及訪談調查發現，12名勞工當中有3名疑似重大精神疾病、8名有明顯情緒障礙，相關因素包括男女情感、家人重病、父母離 異、經濟貧困等多重壓力，另有1名墜樓疑似與夢遊症相關。因此，初步分析12位員工自殺原因與其工作內容未呈現顯著關聯。對此，工傷協會基於長期協同基層 勞工，在台灣推動職場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病的經驗，提出強烈質疑。

第一，台灣自殺防治 學會3名精神科專科醫師是「應誰之邀」特地前往富士康龍華廠進行調查？調查方法為何？富士康提供了哪些員工的基本背景？又訪談哪些「相關人士」？訪談問題 如何設計？分析又如何得出？這些攸關職業病認定之問題，在這份聲明當中交代得不夠清楚，卻草率、快速地以專業位置發表具社會影響性的結論，除了對12名富 士康自殺員工不公道外，更讓我們高度質疑，操作這份調查報告的背後目的。

結論化後果為前因

第二，重大精神疾病與明顯情緒障礙是「後果」，重點應是去探究什麼成因導致這個後果，然而，聲明卻簡單地結 論到：包括男女情感、家人重病、父母離異、經濟貧困等多重壓力，這個指向，都在說，自殺成因是員工「個人」因素。我們要問的是，許多訊息具體指出，富士康 生產線的軍事化管理制度、生活宿舍的高壓管理（每天工作至少12個小時，7秒鐘1個迴圈重複工作的疲勞循環，無法相互交談……把人當作機器般的對待），是 主要且共同的高壓力因子，然而，我們看不到精神科專科醫師有對此「結構性」成因做調查分析，卻簡化的以「個案非局限於特定事業群或工作單位」為由，認定與 工作無顯著相關。
第三，本會於2007年起，協助一名電子廠女性品管人員，遭資方不當管理制度打壓（降職、減薪、丟到人力池、又遭長官言語辱 罵），導致罹患重度憂鬱症，申請職業病認定時，接受官方委託審查的精神科醫師就曾表示，該名女工所患憂鬱症之壓力源頭，「源於多元因素，故非實際與工作操 作有關。且壓力的發生與個人應對能力與社會支持系統有關，無法歸於單一工作因素」。這種僅從「個人」因素來理解「精神疾病」的保守看法，嚴重缺乏整體社會 勞動脈絡的觀點。

率先撇清結構問題

第四，本會近兩年在推動職業精神疾病納入職業病的過程中，多數精神科醫師都認為精神疾病成因複雜、多元，除 不同意將之納入職業病範疇外，更不願意扮演「認定因果關係」的角色。這次富士康事件，卻反常地看見精神醫學專業非常積極地扮演「認定自殺原因與其工作內容 未呈現顯著關聯」的權威位置。
在工傷協會及受害勞工長期爭取下，勞委會才於去年修改法規，將職場上罹患精神疾病的勞工，列為職業災害給付之對象， 亦即承認精神疾病屬於職業病範疇。
自殺防治，首重找出使人想自殺的根本問題，才有改變的可能。台灣精神醫學界在高自殺率的社會，正應面對勞動體制 下，工人身心受到擠壓的結構性問題，在富士康事件中，卻率先撇清工作與疾病的可能關聯性，豈不是大開專業之倒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