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觀察blog

抗憂鬱藥危機成形

醫師流行開藥給精神上有困擾的人，通常都會造成悲慘的結果，從鴉片、古柯鹼，到近期的溴化物、巴比妥酸鹽和鎮靜劑等，經證實是容易成癮的藥物。多年來，醫師總是矢口否認，現在終於承認這項事實。今日的抗憂鬱藥─行銷全球、品牌家喻戶曉─正是問題所在。過去十年，抗憂鬱藥的處方增加了三倍。在英國，醫師現在開給病人的抗憂鬱藥數目，相當於鎮靜劑煩寧在一九七九年處方巔峰的總量。

斷藥會產生副作用

事實很清楚：今日的抗憂鬱藥不是原先大作廣告時所宣稱的「萬靈丹」。有時候，抗憂鬱藥的戒斷症狀讓人難以忍受，不繼續服用很困難，甚至有危險。如果停藥，就必須面對身心煎熬的副作用，例如體重大幅增加、性慾消退、情緒波動等，除了這些最常見的症狀之外，還有其他後果。大家對於某些現象─尤其是藥物引發的自殺行為和情緒變得敏感沮喪─已經懷疑很久了，但相關的科學調查才剛剛開始。

英國藥物管制單位在去年年中展開一項重要調查，近期將有結果。毫無疑問的，這項報告的主要內容會包括，建議小幅度改變藥物使用指示以及包裝上的警語。這也許有幫助，但並沒有切中問題的核心：過去已經有這麼多慘痛的教訓，為什麼當局仍然讓歷史重演？為什麼當局可以自己調查自己？

在藥物災害的芮氏地震儀上，抗憂鬱藥危機的危害程度大概介於七到十，鎮靜劑沙利竇邁則是十。時間會告訴我們結果，但關鍵在於：沙利竇邁問題發生在沒有藥物安全獨立管理機制的一九五○、六○年代，而抗憂鬱藥危機卻發生在擁有複雜、昂貴、全球化管制系統的今天。

抗憂鬱藥危機的核心不是這些藥會造成多麼嚴重的傷害，而是在前車之鑑歷歷可數的情況下，竟然還會重蹈覆轍。如果當局真能好好調查危機的來龍去脈，不僅問題可望獲得處理，更會讓大家省思藥物「到底是什麼」以及「應該是什麼」。這些基本問題非常重要，因為這幾年來網路上流傳了許多關於這項危機的證據。網路爆炸性的成長讓一般人擁有與以往截然不同的機會，可以蒐集、呈現、交流證據，並深入瞭解抗憂鬱藥引發的問題，也使得病人能集體嗆聲，這是過去不可能發生的。

不能小看病人感受

以前的藥物安全監控，必須仰賴醫療專家提出病人服藥反應不良的報告。但抗憂鬱藥危機顯示這類報告先天不足，也讓病人的第一手服藥經驗不再被忽略。在網路串連之下，全球成千上萬名病人開始發聲，描述自己使用抗憂鬱藥的感受，並指出戒斷引發的反應和包裝上的說明幾乎完全不同。這種使用者智商（user intelligence）影響深遠：二○○三年，某個製藥公司把二○○二年的戒斷反應個案預估數目，從百分之零點二提高到百分之二十五(另一家生產類似藥物的藥廠則依然宣稱服藥「不會成癮」)。

和以往大不相同的是，抗憂鬱藥危機讓病人的服藥報告發揮了集體力量，成為瞭解藥物風險時的重要證據。當然，使用者的報告不具「科學性」，而且個別看起來很幼稚、混亂、有點誇張、帶著誤會，而且有可能是自我陷溺。但在整體上，這些報告卻比無數個嚴密控制的臨床實驗提供了更可靠的證據。

所以，現在的問題不在於病人報告的價值，而是醫學研究的誠信程度及科學發展現況。「臨床藥物究竟被污染到什麼程度？」二○○二年的英國醫學期刊《刺胳針》社論如此問。答案是：「很嚴重而且具破壞性。」抗憂鬱藥在行銷上的欺騙行徑正顯示出製藥產業的腐化墮落這場危機也引發了範圍更廣泛的議題，例如民主和科學、風險及利益關係、商業與健康之間的衝突等。但有一點特別能凸顯出基本問題：病人坦率直接的描述切身感受，但製造商、專家、官方大量使用專業術語，而且說話拐彎抹角，兩者形成強烈對比。

醫藥界應正視問題

一九九○年代，憂鬱症重新被定義為一種缺乏血清素的疾病，而且是很多人都有的疾病。這種看法比較不費事、很誘惑人，但卻嚴重簡化了事實。「藥物依賴」這個詞也另有解釋，而且按照新的解釋，病人不會在治療中喪失個體自律能力。隨處可見的術語「終止症狀」，暗示抗憂鬱藥沒有讓人上癮的風險，但這像小說家歐威爾作品中那些在極權統治下失去人性的人所說的話，說穿了其實就是「戒斷」。

然後，專家反過來一廂情願的把「終止症狀」當成治療卓有成效的證明。接下來，自殺變成了「非意外的用藥過量」，模糊籠統的「情緒不穩定」一詞也流行起來，但這個詞讓人分辨不出是指「藥物引發的自殺意圖」或是「突然大哭起來」。

相較之下，服藥後出現不良反應的病人報告比較具有人性的真實面，不會為了既得利益猛打形象廣告。長期看來，抗憂鬱藥危機可能會是化妝過的祝福，但前提是：這場危機使醫學界及製藥界變得更透明、在學術上更誠實，最後，對它們所宣稱的服務對象來說，真的足以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