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 名： 改寫生命密碼
副標題 ： 創造億萬市值的拓荒傳奇
書 號： 49281
出版社 ： 聯經出版公司
作 者： 李喬琚
頁 數： 368頁
譯 者：
印刷方式： 黑白印刷
版 式： 25開
ＩＳＢＮ： 9570830360
裝訂方式： 平裝
商品條碼： 9789570830361
系列名稱： 財經焦點
初版時間： 2006/7/21
定 價： 280元
「世紀之藥」百憂解發明人之一
「醫學研究這條路沒有幸運或機運這種事。」百憂解發明人汪大衛希望，有那麼一天，憂鬱症在社會觀念裡是一個雖然嚴重，但是一個普遍且可治療的疾病，屆時，應是這位科學家以其半生精力投入在憂鬱症藥物研發最感到欣慰的吧！
1972年，來自香港，曾在台灣大學念過一年書的禮來藥廠(Eli Lilly and Company)科學家，年僅37歲的汪大衛，一個年輕且充滿好奇心的生化科學家，共同發現了治療憂鬱症藥物，被譽為「世紀之藥」的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Fluoxetine)(Prozac，百憂解)；至此奠定了他在醫藥界不可磨滅的地位。在1968年1月進入禮來，1999年底自禮來最高榮譽的「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功成身退，離開他投身32年的禮來藥廠。這32年，年輕的生化家已見灰白髮絲，他以信心與不懈的發明刻下臉上的智慧。榮退那一年，禮來邀請生化、醫藥界專家舉行一場研討會，談藥物發明之路，重頭戲是在300多人的晚宴上，向主角汪大衛致上最高的敬意，並在2000年初，頒給他「神經科學傑出研究成就獎」(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Neuroscience Research)。至今，他仍持續發表專業論文。
進入二十一世紀，回顧過去100年，人類最偉大的發明──Prozac稱得上其一。Prozac被美國《財星》雜誌世紀專刊中譽為「世紀最重要的產物」之一，從音譯與意譯，Prozac有一個非常貼切的中文名字──「百憂解」。1987年，百憂解經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核准，並在1988年初於美國上市，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治療憂鬱症最重要的藥物，至今有超過5000萬人使用過的百憂解，也是全世界最大使用量藥物前5名。可以想見，它為禮來藥廠立功立名的戰績，讓禮來居於不敗之地。然而這是一條15年的研發之路。翻開百憂解發明軌跡第一條清楚明白地寫著：“1972, Fluoxetine is discovered by Lilly scientists─Drs. Bryan B. Molly, David T. Wong, and Ray W. Fuller”。是的，這項徹底改變人類醫藥史之一者正是華裔生化科學家汪大衛。
眾生對百憂解都不陌生，但卻不知其孕育者之一正是華裔汪大衛。汪大衛因百憂解而享譽全球醫藥界，困擾人類幾世紀的憂鬱症因他而不同，禮來沒有忘記他、藥學界沒有忘記他、人類醫學史也不會忘記他；身為華人，我們知道百憂解，更不能不知道他。百憂解的問世，不僅在藥物本身，更重要的是藥物中的重要物質更影響了下一個世代許多藥物的開發，汪大衛與團隊的藥物科學研究一步接著一步，流傳下去。而今，我們絕對可以驕傲地說：這是我們華裔科學家永不可磨滅的貢獻。
一位進入美國名人堂的華裔
無疑的，汪大衛是世界級的醫藥科學家，而他科學家的風範，也表現在其溫文的談吐和博學中。談起汪大衛從事腦神經藥物研發30多年的故事，在嚴肅的研究主題中，有他極富人情味的感受；在艱困不定的求學歷程中，有他堅定不移的夢想。回顧這60多年，汪大衛的眼神中泛著豐富的情感，回憶到高興的事情，一直帶著的微笑自然地流瀉出快樂的笑聲，讓人感受到，他窮其一生的研究，是如此實在且滿足地走著，並走出改變人類醫學界的一條路來。
美國名人堂在1995年多了一個華裔的名字David Wong，同年成為美國藥店博物館(The Hook’s American Drugstore Museum)「健康科學終身成就獎」第一人、1993年美國藥物製造商協會「發明獎」得主。這位禮來的資深神經化學家，也是全世界第一個在實驗室裡以合成化學的方式創造出百憂解的科學家。百憂解的光環耀眼，它因汪大衛而紅，汪大衛也因它而成為藥學界的明星。
「我對禮來的第一印象是來自祖母的藥罐子上。」原來祖母是糖尿病患者，小時候的汪大衛就看到祖母用的胰島素罐子上有禮來的標誌，後來念研究所，有時去參加醫學研討會，他也會看到禮來在現場的一個很大的標誌，「這或許就是我可以工作的地方。」年輕時的他這麼想著。
1967年，33歲的汪大衛結束了在賓州大學的博士後研究，開始尋找新的研究工作。在他的環境裡，當時最穩定的就是在學校教書，但是，他卻一直想進藥廠，「我很想親身感受到自己的發明成果能創造出什麼不同。」在禮來，一待32年。
帶著雀躍的心情，汪大衛進入禮來，「其實，一開始我很失望。」不但沒有一個漂亮的實驗室等著他，他還得無中生有，自己建立實驗室，搞清楚狀況之後，汪大衛學著放開心來接受一切禮來的挑戰，「把挑戰當作是一種機會。」他開始著手建立自己的實驗室，他感受到上司斯萊特(Irwin Slater)對他充分的信任，多多少少，他對自己的實驗目標也有些自主權。實驗室成立之後，他開始做生化研究，例如鈉、鈣、鉀等金屬離子農業生化的研究，從自然物質中萃取媒介物，增加農作物吸收養分的作用，並具有很好的農業用殺寄生蟲效果。
解開憂鬱症之謎
1987年百憂解問世，之前的15年，則是科學家們一點一滴心血的投入。1970年初，雖然市面上已有治療憂鬱症的藥物，但禮來的科學家仍在研究更先進的藥物，以避免當時藥物中的副作用。原來當時的藥物為一種三環素(Tricyclic)，它會影響人體內產生副作用，例如抗膽鹼(Anti-cholinergic Effects)，和抗組胺(Anti-histaminergic Effects)等，若病患自服過量，未按醫師指示服用，反而有致命的可能。禮來的科學家相信一定有更好的藥物，其中之一便是汪大衛。他讀到一篇1969年發表的研究論文，作者是卡爾森(Arvid Carlson)，後來在2000年獲諾貝爾醫學獎，他在文中提到腦中血清素(Serotonin)是影響情緒的因素之一，「這讓我很有興趣，也刺激我去思考許多的可能。」而這些可能都必須經過實驗的證明。汪大衛對1970年代「神經傳輸影響情緒」的假設充滿興趣，他以老鼠的腦細胞組織做實驗，希望能夠證明腦中血清素回收的過程對人的情緒會產生影響。
在經過回收稀釋之後會影響某些人的情緒和某些不正常的行為。這與當初醫學界相信正腎上腺素(Nnorepinephrine)是主導憂鬱症的主要原因是一項全新的理論。從實驗中，汪大衛證實老鼠腦神經有血清素回收，其生化和回收過程與正腎上腺素有所不同，並建議利用血清素的回收為生化目標來研發新的憂鬱症藥物。
當時，在禮來有位不同研究單位的有機化學家莫利(Bryan Molloy)正在尋找憂鬱症的藥物，以期研發出具有三環素效果而無不良副作用的藥物。他用有機化學製造許多新的化學合成品。汪大衛從斯萊特博士處得知這項消息，並篩選了具有代表性的化學合成品進行實驗。他以“Grind and Bind Method”為方法，做老鼠實驗，把服用過合成藥物的老鼠進行腦末梢神經分離，經過反覆神經末梢藥物純化技術的實驗，終於找到一種高含量、能阻止血清素再回收的合成物質──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後來，富勒(Ray Fuller)博士也參與合作，做老鼠腦神經化學的實驗。
1974年，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首次在專業期刊上出現，引起極大的震撼與討論，當時估計研發一個新藥需耗資3億美元。若以現在的幣值來論，這筆費用約等值於現今的12億美元，無論今昔都是非常大的研究費用，約為一般研發經費的3到4倍。「當時公司很有信心，但也冒了很大的風險。」汪大衛回憶說：「禮來跨出了一大步來研究百憂解是否可能用在憂鬱症上。」他和來自不同領域的共約15人，成立特殊研發小組，小而精的組織集合禮來的菁英，包括化學家、醫學家、藥學家，甚至是行銷部門的專家，名為“Lilly 110140”，「這個數字是禮來藥物的編號。」憂鬱症研究百憂解藥物的首重目標，在證明百憂解的效用之後，藥廠繼續思考，百憂解是否也可以用來治療其他的情緒性疾病，接著，禮來的團隊再以臨床實驗證明了其對治療強迫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暴食症(Bulimia)，甚至是女性情緒不穩定的經前症候群(PMS)，也有一定的效果。
有關憂鬱症藥物
事實上，全世界第一個憂鬱症藥物出現在1950年代，30多年之後才有革命性的百憂解出現。汪大衛解釋，它最大的突破就是提高安全性，降低了讓患者更不舒服的副作用。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具有「選擇性」的抑制血清再吸收而被稀釋的功能，保持血清素有一定的濃度，較不會影響其他神經物質的傳輸，也因此能夠降低別種藥物產生的副作用。
歷經12年的臨床實驗，1986年以百憂解為名，首先在比利時上市，次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正式核准百憂解問世。1994年又核准了百憂解可用來治療強迫症；1995年成為全美藥物銷售量第三，更在1996年成為全美第一個可以用以治療中度至重度的暴食症藥物。接著，臨床實驗結果發現，百憂解對年輕的神經系統也具有效果，1999年，它成為全美第一個、且至今仍是唯一一項被核准可治療成人和青少年的憂鬱症藥物。從1987年問世至2001年百憂解專利藥物到期為止，百憂解的營業量達到220億美元，目前在全球已有超過100個國家核准使用。
百憂解在世界銷售近20年而不墜，也隨著它被擴大使用，汪大衛覺得影響最巨的層面，不僅是因它在醫藥界帶動許多類似的藥物，更重要的是社會層面；因為百憂解提高了有效性，讓更多憂鬱症患者勇於就醫，「並證明精神疾病和生理有密切的關係，就像糖尿病或高血壓也需要服藥一樣，是可醫治的。」最讓汪大衛感到欣慰的是百憂解讓許多人的生活因此而改變，社會對憂鬱症的態度也隨之轉變。
在禮來超過30年的研究工作，汪大衛與百憂解齊名，然而，除了百憂解，汪大衛也做了許多經典藥物，比方說，2003年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通過在美國核准上市，治療注意力不集中、行為過動的Strattera (學名Atomohetine)，也創下美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不含興奮劑的此類藥物；已上市的治療帕金森藥物(Permax，學名Pergolide)等。
一個感人的故事
能夠享受寂寞，大概是許多科學家共同的特質，雖然與汪大衛為伍的是許多的實驗結果，而它們只是用無聲的數據和圖像和他「說話」溝通，他把這些「語言」化為一篇篇揭開生命之鎖的論文，甚至成為治病的藥物，這讓他很滿足。「不能說沒有壓力，但若是做自己喜歡的工作，你就會覺得很愉快。」他說，作為一名藥廠的研究學者通常壓力來自三個P，產品(Prouduct)、專利(Patent)，及論文(Publications)，除了實實在在的努力付出，思考問題，專心在自己的實驗工作之外，他覺得，要達到這三個P，最重要的就是與其他學者共同「合作」，這往往能促使自己從一個「想法」，慢慢發展為一個很好的「計畫」，甚至是「產品」。
在禮來32年，汪大衛一直覺得工作上的挫折未必是大環境造成，但若自己無法克服困難，無論到什麼地方，困難都會一直跟著自己，只有找到一個有意義的定位，才會歡喜做，也就沒有不能克服的壓力了。
雖然汪大衛少有機會真正接觸到「百憂解」使用者，但這一幕令他非常難忘：
那是在1990年代初，我應邀在一所美國西岸的知名學府公共健康系講學，在一場演講之後，一位年輕人要求參加午餐。他正是學校的助理教授。「他謝謝我發明了百憂解。」我很自然地接受了，接著，他告訴我，他是百憂解的受益者，沒有它，他根本不可能完成研究院的深造並取得博士學位，更不可能擔任柏克萊加大的教職；我認真地聽著。他又說，他把這樣的經驗告訴了同樣患有憂鬱症的兄弟，兄弟都服用了百憂解，能夠放開心扉，交換許多心情，後來，他們決定把服用百憂解的情況告訴他們的母親，是的，這位母親也同樣深受憂鬱症之苦，結果母親接受了百憂解的治療，也康復了。我一邊想像著這家人至深的親情，一邊很感激這位年輕人願意如此和我分享家中不為人知的故事和病史，尤其在那個時代，在許多人的觀念裡，「憂鬱症」是不可談的禁忌。對我，真的是很大的鼓勵。
有如此多的專文和專書探討百憂解，更有數不清針對它而發表的演說，而這一次，有些不同。一如許多的生技國際會議，若我不演說，便如常地坐在演講廳的後排，這一次的主講人是我的同僚，負責百憂解的臨床實驗。演講快結束時，我很自然地準備離去，突然間，他向全體聽眾朝我這兒指，介紹了百憂解與我的關係，對突如其來的介紹稍感不自在，接著的是，許多位年輕的科學家紛紛朝向我，給我大大的擁抱，他們的眼神裡是謝意、敬意兼有之吧！總之，那樣的鼓勵令我感動而難忘。
百憂解革命
百憂解彷若憂鬱症患者的救命仙丹，《財星》稱之為「世紀最重要的發明」之一，《聖荷西水星報》也同樣稱其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技創新之一」，《時代》雜誌以「印鈔票的執照」來形容百憂解為禮來帶來的名與利，但是，世間有完美的藥物嗎？可能沒有一個藥物學家敢肯定地說，但也正因為科學家們懷抱著「追求完美」的決心，讓「百憂解效應」不斷地在醫學界裡產生影響力。
百憂解效應與建言
像百憂解這類選擇性血清素再吸收抑制劑(Selective Serotonin Reuptake Inhibitor, SSRI)藥物，其他如Celexa、Zoloft、Paxil等，現代人普遍使用的程度超過想像，每8人中便有一名服用此類藥物，百憂解的影響力也由此可知；然而，百憂解並非完美！它的第一，讓它受到更大的挑戰和嚴苛的評估。因為醫學界對血清素如何影響人腦的作用所知有限，坊間仍有不少文章甚至專書探討百憂解的療效。這位百憂解的創造者汪大衛應是最有資格談這個問題的人，針對「百憂解」議題，他曾接受過《華盛頓郵報》、《哈佛大學報》，以及許多專業性刊物的專訪。
他表示，百憂解的副作用單純，和前述的三環素藥物一樣，要服用二到四個星期才能見到效果。按照醫學統計，約有70%至 80%的病患有療效，感覺到心情改善，但非完全根治，約不到50% 有治癒的可能。如何將這個數字不斷地提高，便是像汪大衛這樣的科學家永遠在思考和實驗的目標。
身為科學家，汪大衛能在藥物上提供更好的研究成果，但他畢竟不是心理醫生，無法探知精神方面病人的想法，「其中有許多複雜的因素。」汪大衛建議，病人勇敢地吐露心情，去找自己的家庭醫師，尤其現在家庭醫師的素質很高，多聽取醫生的建議，有必要時也接受轉介心理醫生或精神學科醫生，令他感到安慰的是現在的人比一、二十年前更開放些，也更願意接受治療。
再創憂鬱症藥物「心寶塔」
自「百憂解」之後，仍有不少藥物前仆後繼，就在2004年9月，一個比百憂解療效更佳的藥物，同樣來自禮來的「心寶塔」(Cymbalta)，為人類藥學史上另一篇美好的樂章。而「心寶塔」同樣有禮來在1986年的專利和汪大衛的發明。當年，汪大衛心裡很清楚，百憂解只是一個開始。在百憂解之後，汪大衛的實驗小組仍不斷地在研發新的憂鬱症藥物，其中之一便是學名為“Duloxetine”的心寶塔，這是汪大衛、羅勃森(David W. Robertson，歿於2003年)和卡新斯基(Joseph H. Krushinski, Jr.)的共同發明。心寶塔更能抑制末梢神經的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的回收。一棒接一棒的研究之路，而另一類似的抑制劑為Dapoxetine，則是汪大衛、羅勃森和另一位科學家湯普森(Dennis C. Thompson)的共同發明，這是一種可選擇性抑制血清素的回收，這項研究經費來自嬌生(Johnson & Johnson)，目前已進入最後臨床實驗階段。
汪大衛解釋，心寶塔更能抑制末梢神經的血清素和正腎上腺的回收，且副作用更低，還能夠解除因憂鬱症併發引起的肢體疼痛，尤其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也通過心寶塔能夠控制像是糖尿病的疼痛和其他神經痛等。
但汪大衛並未從百憂解以及心寶塔中得到額外的專利費用，在大藥廠，科學家的專利都歸公司所有，更遑論心寶塔問世時，他已自禮來退休。不求名，不追利，自沒有什麼遺憾。這30多年奉獻在禮來以及醫藥界，「有什麼比眼見自己手中的發明，能在世間出現，很多人因此受惠了，更值得的呢？那才是超越名與利的。」汪大衛說。在精神科學研究得到全球的認同，汪大衛除參與許多美國專業組織，他也很熱心參與華人社團，例如美國華人生物科學學會、美國華人精神科學學會、華美醫學學會等組織。
他對台灣仍有一股很深的感情，並曾受聘為台灣《中國生理學》雜誌和Current Drug兩本刊物的編輯顧問。4年前，他曾回台灣做了一場演講。「台灣有許多優秀的人才。」汪大衛相信，若有心，台灣要走新藥研發的路子是絕對有可能的，他覺得台灣已經逐步建立了研發新藥的信心，且也相信研發新藥之路是提升台灣的另一個可能。汪大衛強調，美國許多藥物研發的人才是來自台灣和大陸，「他們有創造發明的用心和欲望，能成就一番事業。」尤其現在矽谷和台灣生技人才在商業和研發上交流非常頻繁，他相信若台灣願意，在二、三十年之後，台灣一定會成為一個研發新藥的重地。
但汪大衛也建議，政府必須大力支持研究與創新，讓民營企業敢走這條路，「這是一條很長遠但美好的路，也絕對值得投資。」他強調，研發藥物是要有計畫、決心與耐心，而不是短期的操作。
心理學博士兒子開立父親發明的百憂解
汪大衛和妻子李雪華育有三子，老大榮亮是心理學博士，目前在約翰霍普金斯的心理治療中心當心理系副教授，走研究路線；老二榮恩現任3M公司高級主管；老三榮輝曾是執業律師，現任知名羅氏(Roche)藥廠旗下專門做糖尿病檢測的羅氏診斷(Roche Diagnostic)的總監。談到三個兒子，汪大衛不禁露出無限驕傲，「我和太太希望他們做自己喜歡的職業。」他彷若想到當年父親讓他高飛的叮嚀。
也像是神奇的安排，榮亮的病人中有不少必須服用父親汪大衛發明的「百憂解」，他說：「當我的病人服用了父親發明的藥物，我心中的感覺是很特別的，是以父為傲。」而有子能夠承接他的一番成就，汪大衛的開心和安慰不難想像。
2002年，汪大衛到矽谷參加全美百人會年會，並獲先驅獎的表揚，榮輝也來相陪，在他們心中，「父親慈愛但很嚴。」帶著笑容的汪大衛透著一股科學家的氣質，讓人不禁在腦海中刻畫著一個年輕的科學家，如何整日在實驗室裡埋首研究，「我不斷的研究，創造，再從中得到靈感、信心和力量。」禮來是他第一個工作，也是唯一服務的地方，30多年來，他榮耀禮來，但也不乏挫折，但他常告訴自己，只有克服環境，才能戰勝自己，不同於現代人的工作態度，汪大衛覺得，若把困難帶著走，無論走到哪裡，問題都一樣存在著，「最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突破困境，創造價值。」
研究醫藥30年，創造醫學史上許多的驚嘆號，加諸汪大衛身上的，有許多有形榮耀與肯定，這位已屆「隨心所欲不逾矩」之齡的傑出華裔淡淡地笑說：「這一生，我最大的滿足是碰到病人或家屬告訴我，我的藥幫助了他們！」一直以移民的身分為傲，1998年，當汪大衛從母校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拿到「傑出校友」獎時，他說：「這不僅是對我個人的肯定，更重要的是，它肯定了一介移民確實能夠對美國做出貢獻。」
……………………【汪大衛如是說】……………………
成就一件事，造福全人類
若非小時候家裡工廠的機器絞掉了汪大衛的指甲，醫藥界可就少了這樣一位奇才，百憂解等劃時代的藥物也非今日的面貌了。
1935年生於香港的汪大衛經歷過二次大戰，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他只有6歲。當時日軍也同時襲擊香港，汪大衛記得轟隆的一聲，「就發生在和自己的住家同一條街，相隔僅一哩的國際啟德機場被炸了，到處都是煙。」彌漫的煙霧、戰爭下的香港讓汪大衛失去了上小學的機會，但卻得到整日沈浸在母親說故事中的幸福與祥和，當時在汪大衛小小的心靈裡，怎麼也想不到，有這麼一天，他的發明會為醫學界寫下了歷史。在家人和朋友的眼中，汪大衛是一個愛埋首書堆，除了科學，也喜歡文史，是涉獵很廣的學者。且聆聽這位醫藥研究界受人景仰的科學家的成長故事。
烽火中的成長
小時候，我最愛聽的就是居禮夫人的故事。母親黃佩瓊就是我們三兄妹(四妹在戰後才出生)的老師，父母的睡房就是教室，透過母親溫柔的嗓音，「愛迪生」、「居禮夫人」等都是我百聽不厭的人物傳記，我一直在想，科學家運用想像力，不斷地以實驗證明的精神，緊緊地維繫著人類的生活，他們真的創造了歷史。中學時，看了居禮夫人的電影，我就告訴自己，將來我要做科學家，做自己喜歡的研究。
父親汪自強從事家庭工業用縫衣機零件製造工廠，家境屬小康，但後來也因為戰爭造成的景氣不振，家裡經濟情況也就越來越差。身為長子，我知道父親希望我學機械工程，繼承家業的想法。
考進了香港頗具歷史的學校英華書院之後，我發現了「化學」的神奇！並在心裡暗自想著，「化學」將會是我的職志。我非常感念啟蒙我在化學領域的老師，也是學校校長紐寶路(Herbert Noble)。我雖然知道自己不會繼承家業，也不會學機械，但是父親那一關要如何過，我還來不及找答案，便發生了一起意外，而這起意外的發生決定了我和機械業工作的「無緣」。
有一天，父親要我去工廠試試，看看我的機械能力，見到已啟動的車床，我天真地拿紙擦拭，一個不小心，竟差點把手指捲到機器裡，好在只傷到指甲。意外發生後，父親不再堅持我學工，也從未再提起，我很感謝父親，他不僅放手讓我選擇我喜歡的科目，甚至鼓勵我到台灣去念大學。
「椰林大道」正是我大學教育的啟蒙之地。1955年，我以僑生身分進入台灣大學，還享有學費的優惠，一個月只花10美元就夠了(約合當時台幣400元)。在台大的一年歲月是我學習最廣且是一段很美好的回憶，在校外，我最大的享受就是坐上一趟三輪車，到西門町的西瓜大王吃西瓜。
到台大，是如魚得水。我常常拿本書就在校園一角讀了起來，尤其在台大的環境裡，許多教授都是用英文上課，教材也是英文，對英文比國語好的我來說是很大的幫助。我主修化學，也很喜歡念歷史、三民主義、國文等文史科目。雖然在台大僅短短一年，但是讓我對台灣的一切充滿很深的懷念。我一有機會，都會和周圍的人提到那段歲月對我日後的影響，台灣大學的高等教育啟蒙(1955至1956年)，也一直記錄在我的履歷中。
科學家夢想的實現
一年之後，在美國的表姐為我申請西雅圖一所規模不大、但教學嚴謹的西雅圖太平洋大學。1957年，我帶著一套西裝和父親的叮嚀，遠赴美國，展開我人生的另一階段。我永遠記得離家前，父親對我說的話：「我不寄望你學機械，做自己喜歡的，好好讀書，做對人類有意義的事。」也從那一天起，我覺得自己當科學家的夢想是越來越近了。
這所學校僅有700名學生，我主修微生物學，我心想，將來回到香港可以去醫院實驗室裡工作。在現實生活中，做科學家好像又變得遙遠了，我只為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我真正的興趣並不在微生物，我仍選修了很多門喜歡的化學課程，直到遇到一位化學老師蒙大拿(Andrew Montana)給了我實習的機會，讓我接觸了有機化學，這一步，徹底改變了我，讓我再度拾起做實驗的樂趣，我深深體會到，原來自己是那麼希望做一名科學家，這個夢原來從未被澆熄過！
在這個小而美的環境裡，學校不僅重視學術，也重視平衡發展，1950年代末，美國還存在著很深的族裔問題，有色人種是受到很多限制的，但是很幸運的，我在校園裡卻絲毫感覺不到，這段求學過程，真的是人格的養成。我很努力讀書，也努力打工，白天在校內做清潔工或在校舍做油漆工，我漆得特別好，別人一小時80分錢，我可以賺一塊錢。晚上和周末又變成餐廳侍者，再加上獎學金，這樣工讀了3年。
大學畢業之後，我以為自己什麼都知道，已經成為專家了，然而一旦走入實驗室，才知道自己能做的事情離「科學家」非常非常遙遠。我決定花更多的時間，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念研究所的費用則全靠獎學金支持。
每每談到念書種種，我總不忘在各個階段的恩師，彷若昨日，我念書很順利也很幸運。我難忘離鄉時，父親給我的自由和叮嚀、母親講居禮夫人的故事的一幕幕，繚繞於心，若再有機會，我會告訴親愛的父母，我不負所望！我會告訴父親，我選擇了一個自己有興趣的事，而且努力做好，也在專業醫學上有了交代。人生最滿足之事，何嘗不是成就一件事，造福了人類，並讓大家都記得，而我這一生足矣，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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